写这篇感言时空调坏了，热得我发昏。
窗户上贴的那层旧报纸像被生活磨得褪色的浪漫，轻轻一碰就化成渣。
我盯着屏幕发呆，光标闪烁了十几分钟也不知道怎么动笔，那只我时常提及的肥猫则正在脚边啃我的拖鞋——它其实并不老，也并不真的想啃我的拖鞋，只是固执地保持着这个从成都带来的习惯，像某种仪式感。
十年前那个在梅津寺町空转的摩天轮前蹲着哭的衰小孩大概想不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告别。
但为君故的故事始于一场遗憾，而沉吟至今”的终章终于一场和解。
——和永远追不上的红发师姐的幻影和解，和东京塔下没能说出口的“好きだ”和解，和尼伯龙根里那个摆奥特曼姿势的、狼狈的自己和解。
路明非最后既没有变成恺撒，也没有成为楚子航，他只是终于学会了在废墟里种花，在断桥上哼一首跑调的歌，把骨头里的勇敢都榨出来，把灵魂都卖给魔鬼，只是为了不让命运里原本注定要来的悲剧重演。
这样很好，他不必成为谁，他就是他，一个背负很多东西而不得不长大的衰孩子。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说为什么非要写这么苦的故事。
我想了想，大概因为苦难才是普通人最真实的史诗。
我们都不是被法拉利接走的幸运儿，没有小怪兽在雨夜里攥紧我们的衣角，甚至很少有机会对命运挥拳——但正是那些“差一点”和“本可以”，那些在便利店加班到凌晨的疲惫、在毕业照里偷偷望向某人的眼神、在房贷合同上签字时突然想起的年少壮志……构成了我们和路明非共同的战场。
所以哪怕再多的苦难，最后赢的总是这个衰小孩。
不是靠机械降神，不是靠作者怜悯，而是让他像所有普通人一样，摔倒了就爬，爬不动就跪着走，膝盖磨出血了，就仰头对天空竖中指。
（当然，竖完立刻被师妹或者师姐踹了一脚，顺便骂他一句中二病晚期。）
关于女孩们，绘梨衣的蝴蝶结发卡留在了多摩川的夏风里，麻衣的狙击枪瞄准镜反射着冰岛的极光，雷娜塔的芭蕾舞鞋挂在布鲁克林大桥的栏杆上，我其实给了她最大的优待，在那个最终她要和路明非走到一起的故事里她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
当然，还有些没写到的女孩，比如白王和娲主，窃以为她们和绘梨衣作为三位一体，便将她们视作同一个女孩来对待吧。当然，在我的新书中娲主总归是能翻身农奴把歌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