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传的可凶了，保险公司的门都让那些保户给挤破了，他们经理从二楼跳后窗户颠儿了。”
“我们还在调查，现在没有结论，你也甭瞎猜。”柳大队提醒我。
“反正我这心里挺复杂。”
“怎么？”
我正色道：“如果施展真的是负罪外逃，从公民的角度讲，我希望你们尽快将他绳之以法，从朋友的角度讲呢，又有些希望他能够逍遥法外。”
几个警察表情各异笑起来，没有人接我的话茬儿。
我从经侦科一出来，黄三就给我打电话，说他一直瞄着这边呢。我告诉他没事儿，黄三说：“用不用我给你关照几句？”我说：“关照个屁，你以为我跟施展真有事儿啊？”
现在黄三终于看着我进了局子，忙不迭跑来给我开现场会。
“你小子有一套！最后还是混进来了，操，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该撂的就撂啊，别掖着，不就包庇嘛，有什么神秘的。”黄三隔着铁门，从上面的栅栏口教育了我一通后说：“麦老爷子上午找我了，家里都乱套了，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你这案子大不了，十有**能判缓儿，你塌实在里面呆着先，外头我们给你使劲。”
他轻敲了一下门，故做神秘道：“这里没问题，我跟卢管绝对关系到位。”
最后他朝院里望了两眼，威严地说：“这是我哥们儿，都照顾着点，谁碰麦麦一个头发丝我碎了他！”
我周围马上响起一片乱糟糟的回应，总体意思是宣誓大家跟我都是好哥们儿，请黄警官120个放心。其实我还哪有什么头发丝可碰？全剃了。
黄三走后，我心里不自觉洋溢着小市民的得意。在特殊环境里，能有人“罩”着是很提气的，这里面讲究“关系”，比社会上有过之无不及。
姜小娄先刺探了一下我跟黄三的关系，才说：“抓我们那天就有他，这小子揪着我头发，往警车里塞，跟拽一死狗似的，疼的我眼泪都蹿出来了。”
“你想让警察叔叔抱你上车？”缸子戏谑地问。
“操！我刚进来那天晚上，没叫他们打死！铐桌子腿上，大黑驴***（橡胶棒）照腿肚子上砸呀，你又不是没看见我那天那形象。”阿英笑着，象在讲别人的糗事。
姜小娄也笑起来：“那天要是你妈看见，恐怕都认不出来你啦。”我听出这句是从一部喜剧片里套出来的台词。
大家乘兴讲了不少警察刑讯逼供的例子，我并不感到惊讶，在外面这样的事也常听说，早不是新鲜话题。不过，从媒体上看到，那时有两个地方的公安已经开始试行所谓尊重“沉默权”的讯问模式，严禁拷打被告和“疑犯”，虽然引来颇多争议，但毕竟代表了司法进步的曙光。
我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大家时，没料到竟然招来一片否决声。
缸子首先发言：“学人家香港录像片呀，没戏！就中国警察那素质，没口供，靠玩证据他们玩得起吗？拿电棒找证据多省事！”我差点就告诉他香港也属于中国。
阿英言之凿凿地说：“打！中国这犯罪分子就得打，一打就灵，要不他不说话呀，死鸭子，他真嘴硬啊！”
“没错，尤其象咱这抢劫的，还有就是**、盗窃的，你不打，就出不来玩意儿，杀人的就更甭说了，掉脑袋的事，不动真格的，不折腾得他生不如死，能招吗？！”缸子激动起来。
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们不是犯罪嫌疑人，而是人大代表了。
肖遥发言道：“中国就是没有法治，把人不当人。”话题有点假大空，扯远了。
姜小娄不屑地说：“你进来以后就不是人了，犯人还是人呀？”
阿英说不对呀，我们现在还不是犯人，是“犯罪嫌疑人”。
“你别臭不要脸了。”缸子批评他。
阿英笑得很好看，坏坏的样子，使我想起一个挺可爱的小学同学。
姜小娄有几分困惑地嘟囔道：“老当嫌疑人也不好受啊，我都进来仨礼拜了，怎么还不下捕票？”
“快了，”缸子说：“阿英咱们几个差不了几天，一个捕了，跟着就全来了。”说完又意味深长地补充道：“啊~~捕了就有盼头啦，赶紧下队就享福了。”
缸子一直锲而不舍地宣传“下队”的好处，缸子说下了“队”，就不用整天圈在一个小屋里闷着了，每天出工收工就跟国营工厂一样，收了工可以随便找哥们儿聊天去，泡壶茶，门口一坐，山南海北胡扯，牛逼随便吹。关键是伙食上去了，除了关禁闭，看不见窝头，弄得阿英和姜小娄很向往，恨不能赶紧被捕判刑，变成真正的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