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那辆拖拉机在村口的土路上颠簸着驶过，扬起一阵灰黄色的尘土，又慢慢落回路面，被风吹向两侧的灌木根部。
第五天清早，刘婉是被歌声吵醒的。歌声从村口方向传过来，像是有人在用哈萨克语唱一支旋律很长的调子，唱几句停一下，又接着唱。
她披上外套走出去，看到村口的空地上已经围了不少人，中间站着一个穿白衬衫的哈萨克老人，正在唱那首歌，一边唱一边用手拍着节奏，旁边有人低声附和。
刘晴也出来了，站在她旁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等那首歌停了，刘婉才问旁边一个维族大姐：“他在唱什么？”
大姐侧过头来，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他在唱……水来了。”
刘婉愣了一下：“就唱这个？”
大姐摇了摇头，又想了想，像是想找一个更准确的词：
“他在唱，他小时候看着太阳把地晒干，看着羊没水喝，现在他老了，他看到水来了。他高兴。”
刘婉没有再问，转头看向那个老人，他已经唱完了，正在跟旁边的人说什么，脸上带着笑，那种笑容不是客套的笑，是那种真的等到了什么、一直等到了的笑。
赵玲儿站在人群边上，没有上前，也没有介绍刘婉和刘晴的身份。
但不知道是谁认出了她们，低声说了一句什么，人群转了过来，目光落在她们身上。刘晴下意识地往后挪了半步，但马上又站住了。
那个唱完歌的老人从人群里走出来，走到刘婉面前，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
“你是刘市长的女儿？”
刘婉说：“我是。”
老人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我替这片地，谢谢你。”
他说完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只是站在那里，把手放在胸口，微微欠了一下身。旁边那个维族大姐低声说：
“这是最高的礼了。”
中午的时候，刘婉和刘晴被几个维族妇女拉去家里吃饭。就是典型的维族人院子，很大，后面还有果树。
前院不大，但有葡萄架子，葡萄架下铺着一块旧地毯，地毯上摆着长条桌，桌上摆满了盘子——馕、抓饭、煮羊肉、酸奶、干果、葡萄。
东西说起来算不上丰盛，但姐妹俩看得出来，她们已经把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
她们被按着坐在桌子内侧，几个妇女在她们对面坐下，有人端着搪瓷盆给她们倒奶茶，有人把最大的一块羊肉夹到她们碗里。
一个穿花裙子的维族大姐用汉语说：“你们父亲的水渠，我的小儿子以后不用跑很远去挑水了。”
刘晴问：“他现在多大了？”
大姐说：“八岁。”
她比划了一下，“这么高。每天跟着他爸爸去很远的地方挑水，他的肩膀都压弯了。”
她把刘晴碗里的肉又夹了一块，“现在渠快修好了，他以后可以去上学了。”
刘晴没有接话，低头吃了一口抓饭。坐在对面的维族大姐一直在看着她吃，眼神柔和，像在看自家远归的孩子。
下午的时候，村口的空地上搭起了一张长桌，桌子是几块木板拼起来的，上面铺着一块洗得发白的花布。
村里的人陆续端着东西过来放在桌上，有人放了一碗杏干，有人放了一碟核桃，有人端来一摞刚烤好的馕，还有人抱来一个旧收音机，拧开开关，放着断断续续的音乐。
赵玲儿站在旁边，没有说什么。刘婉走过去问：“这是干什么？”
旁边一个哈萨克族的大叔说：“给水准备的。”
刘婉说：“给水？”
大叔点了点头：“水还没到，但快要到了。”
他停了一下，说，“你们来了，我们知道快要到了。”
刘婉站在那张长桌前，看着那些摆满桌上的干果和馕，没有动。
长桌边缘放着的一只搪瓷盆里，几块杏干堆成了一个小小的尖顶，太阳正从侧面照过来，在杏干的表面映出一层深金色的光泽，像一枚正在缓慢变干的印章。
傍晚的时候，刘婉在村口遇到一个骑驴的老人。老人看到她就停了下来，看了她一会儿，然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块用红布包着的石头。
他把石头递过去：“你爸以前来过我们村，当时他站在干沟边上看了很久，他把这块石头带在身上，走的时候留给我了，说‘等水来了，你把它放进渠里’。”
刘婉接过来，石头不大，表面光滑，像是被河水冲刷过很久。
她握在手心里：“水还没到。”
老人说：“快了。”
他没有把石头要回去，赶着驴慢慢走了。刘婉站在村口，看着那块石头，掌心的温度正在慢慢透过石头表面传回来。
刘晴走到她身边：“什么石头？”
刘婉摊开手掌：“他说是我爸留下的。”
刘晴低头看了一眼，伸手碰了一下：“放哪？”
刘婉说：“等水来了，放渠里。”
那天晚上，刘婉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她们说的不是感谢，是等到了。”
她没有继续往下写，把本子合上，放在枕头旁边。第二天一早，她走到那段正在修的渠道旁边，在渠尾选了一块平整的地方，把那块石头放在渠壁内侧的凹槽里。
等水来了，水会流过它，经过它，带着它一起往下走。
刘晴跟过来的时候看到她在那里蹲着：“放了？”
刘婉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放了。”
刘晴在旁边站了一会儿：“那石头，将来会到哪里？”
刘婉说：“不知道。但水会带着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