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一切都理顺了，黛黛还是会在夜里哭。我听见她哭，觉得很不安，她给我传递了一种不幸福的感觉，让我婆婆的善举带来的好处都化为云烟。尽管我现在有时间了，但我还是不能写作。彼得罗通常都是忍耐着，但当着他母亲的面，他变得很放肆，甚至有些不客气。一回到家里，他总是会和他母亲发生冲突，唇枪舌剑，冷嘲热讽，这使我的挫败感更加强烈了。我很快觉察到，我的丈夫理所当然地认为，阿黛尔是他最近遇到的所有麻烦的根源。无论是什么事，他都会怪到他母亲的头上，包括他在工作上的不顺心。我根本不了解当时大学里拔剑张弩的气氛，通常我问他怎么样，他总是说很好，他倾向于不让我操心。但在他母亲面前，他打破了这些限制，他会用一个被忽视了的儿子的怨恨语气和她说话，他把对我藏着掖着的那一面全部展示在阿黛尔面前，他宣泄自己，就像我不在场那样，就好像我——他的妻子，只是一个沉默的证人。
这样一来，事情越来越明朗了。他大学那些同事都要比他年长，都把他耀眼的前途，包括他在海外取得的声誉，归结于他的家世、他的姓氏，所以都开始孤立他。学生们觉得他过于严格，也没什么用处，他是一个很乏味的资产阶级，在耕耘着自己的小菜园，根本不顾及现在的形势，总之，他是个阶级敌人。他自己呢，通常既不会自我捍卫，也不会攻击别人，而是会走自己的路。他坚信——我很确信这一点——思路清晰的课程，是学生可以深入思考的一种保证，最终会开花结果。但一切都很难，有一天晚上，他用一种满是怨气的语气，对阿黛尔大声说了这些处境。然后，他马上压低了嗓门，嘟囔着说，他需要安静，工作已经让他很累了，有不少同事联合学生和他作对。一群群年轻人经常会破门而入，进到他正在上课的教室，迫使他中止上课，在墙上贴非常下流的标语。这时候，在阿黛尔开口说话之前，我有些失控地说了一句。我说，假如你没有那么反动，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呢，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用一种粗暴的语气对我说：“闭嘴，你总是信口开河。”
我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我忽然意识到，我太不了解他了。我了解他什么呢？他是一个平和的男人，但充满决心，到了顽固不化的地步。他是站在工人和学生这一边的，但他上课和考试的方式是最传统的。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想在教堂里结婚，而且要求不给黛黛洗礼，但他欣赏阿诺河流域的那些基督教团体，谈到宗教问题时，他总是无所不知。他是艾罗塔家的儿子，但他无法忍受这个家族带给他的富裕和特权。我平静下来了，我要站在他那边，让他感觉我的情感和支持。他是我丈夫，我想，我们应该多交流。但阿黛尔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他们母子之间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彼得罗在说话时，一改以往的文质彬彬，阿黛尔跟他说话的语气，好像他是一个没救的低能儿。
我们就是那么生活的，冲突不断。他一直和母亲吵架，最后会说一些让我很气愤的话，让我也对他恶语相向。最后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吃晚饭时，我婆婆当着我的面问他为什么要睡在沙发上。他回答说：“明天你最好回去吧。”尽管我知道他为什么会睡在沙发上，我没有插话。他这么做是为了我，他在夜里三点工作完，为了避免打扰我，他会在沙发上休息一下。第二天，阿黛尔回热内亚去了，我感到彻底迷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