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开始，本来不够用的电能突然供应过剩。于是，国家开始压缩电力建设项目。于是，作为刚刚为不再加班而欢呼的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但不需要加班，而且不需要上班了。于是，每月工资单上再也没奖金这一栏，并且，因为单位正面临一次大的改革，人事部门“没时间”给我们这些新毕业生做工资表，我们依旧拿实习生月薪，每月实收二百五十六块七毛某分。
九六年在北京，不到三百元的收入用起来肯定是捉襟见肘的。许多同事开始想办法，有的托关系调走，有的主动辞职。我个人则找了份业余时间的家教工作，每周三和周五骑着自行车，从广博学院骑到潘家园，风雨无阻。
总觉得，艰难时间很容易就熬过去。“难道国家还不发展了不成！”几个技术人员坐在一处，如是给自己打气。好不容易熬到九六年下，我所在部门终于接了些小项目，我们终于可以不再兼职，每月总收入恢复到一千元上下。
九七年，我所在部门凭借关系拿到一个大项目，全员欢腾。但与此同时，上边传来消息，若干年内不再兴建电厂。
那一年前后，上边制定一条政策，“抓大放小”，母亲所在单位恰巧属于被放之列，以低于总资产十分之一的价格转卖给个人。随即，所有员工下岗，她的退休金从此没有了着落。
春节回家，我拍着胸脯向母亲保证，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三千元，足够拿一部分前来给她养老。但我在她眼中看不到笑意。她心疼的不是每月两百多元的退休金，她难过的是，自己前三十年的工作却白做了。她为这个国家工作了三十多年，年青时经常加班加点，当时，国家对她们说是为了“四化”奉献。她奉献过了，但所奉献的一切被扫到了桌子底下。
那一年，我记得了一句话，“忍受阵痛！”
那两年，大学学费翻了几番，我庆幸，我已经毕业了。
那两年，医疗费用增长了数倍，单位不再给非领导阶层的职工报销医疗费用，我庆幸，我年青，身体好。
数年后，我在西方的杂志上学到了一个名词，叫“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很多西方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执政者会尝试着这样做。但他这样做的后果是，其决策者会被百姓轰下台，一如澳大利亚的前总理霍华德和他所在的党派。
您知道阵痛有多痛么？您到底希望我们忍受多久？
为什么忍受阵痛的，不是你们自己？！
我知道，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