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主要的是这种小伤害放到派出所里，正常解决方式里都有双方私了这一项，只要受害人不一口咬定要公事公办，自己赔他点医药费、误工费什么的，双方在和解书上一签字，就不能进入公诉流程了。这可是公事公办的办案流程，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那个小偷会往死里咬自己吗？百分百不会，他咬了自己非但没啥好处，还等于是得罪了公安口的人，这个麻烦老挂在身上很致命。像他这种小偷小摸每年不去派出所几次都算工作不认真，一旦被公安口的人盯上，小事儿也得变成大事儿，他干嘛要顶这个雷，那个女警察又不是他妈。最终的结果说不定他都不会要太多赔偿，这顿打就算白挨了，怪只能怪不长眼惹到了天敌，算是业务不精、工作失误。
这算贪赃枉法吗？也不算，这一切都是摆在明面上的，没有什么背后交易，现实就是这样。如果连这种事儿都得进入司法诉讼流程，那各地公安局的编制还得扩大好几倍，否则人员不够用。不光人员不够用，看守所也得扩建一大批，要不抓来的人总不能全押在派出所里吧，派出所里也没地方，而且也不合法。
当然了，如果洪涛不明白这些东西，那个小偷也没有顾虑，这位女警察又非得少一事不如多一事，那洪涛这个被告还就真当上了，多少也得去看守所里住十天半个月的。不过一开庭，还是缓刑赔钱了事，浪费了一大堆公共资源，结果还是一样的。
严格执法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想要实现这个愿望，要有很多前提条件的，不是喊口号那么容易，需要牵扯到方方面面。别的方面都不说，你就问问警察们乐意每天满大街去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他们的工作已经都满负荷了，再给他们加这么多工作量，铁人也扛不住。
从抓一个人开始，在派出所里就得审讯、做笔录、写案件经过，把一切有可能出纰漏的地方都想周到，以免办案出现偏差，这才能往分局看守所里送。到了看守所这一套还得再来一遍，确认没毛病了，往检察院里送材料准备提起公诉。到了检察院里，这套流程还得来一遍，人家也怕里面有失误失察的地方，这才能到法院。
你说你一个人的事情，这几套流程走下来，得浪费多少人的时间和精力？光写材料的纸就得费多少？这些都是钱啊！一个人好办，全国十亿人都这么干，每天得出多少起类似的案件？这可就是天文数字了，谁来为这么多耗费买单？把税收再提一倍恐怕都不太够用。
而得到的结果呢？对社会安定并没太大的帮助，抓起来的人里绝大多数都是和洪涛类似的普通人，既没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也没有很强的破坏性，无非就是脑子一热或者多喝了几杯。但是把他们抓进去关几个月半年的，再出来可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工作肯定没了，生计说不定也没了，去什么单位都不要。他们还有一家子人要养，让他们怎么活？活不下去的人会干什么？
这些负担等于又扔给了社会，反倒比抓他们之前对社会危害性更大了。所以说，严格执法这件事儿不能光从法律一个角度单独考虑，它是有很高执法成本的，而且还得搞明白执法的目的是什么，不能只为了说着好听、听着解气就去干。
有人说用高罚款来代替监禁，一次就把人罚怕，让他下次再也不敢没事儿就冲动了。没错，很多国家就是这么干的，这等于是提高了犯罪成本，方向是没错的。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在我国目前的环境里，这种方式能行得通吗？这种罚款由谁来监督？如何确认每笔罚款都是合理合法的？怎么杜绝有些执法者的执法行为是对的？难道再建立一支庞大的监管队伍？
答案就是没辙，只能这么凑合维持，能勉强维持就已经不错了。这就是现实，要想改变，不光要从上到下的彻底改变，还得有合适的外部环境和以百年计的时间来支持。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的时候，还得看大多数人有没有这种改变的意愿，目前看来，这些条件一个都不具备。
“这是我的工作证，看清楚就别废话了，等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完之后你们就和我一起回所里，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要不说洪涛这几天运气背呢，他又判断失误了，至少在这个女警察身上是这样。人家非但没买他的帐，反倒急眼了，从上衣兜里掏出工作证往洪涛手里一拍，脸都气红了。
“哎哎哎……警察同志，您先别急，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我们俩其实就是因为一点小事儿起了口角，这位小兄弟脾气也急了点，下手也有点重。不过我倒没什么大事儿，让他把看病的钱付了，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吧。你们警察工作也挺辛苦的，咱们帮不上忙也不能给您添麻烦啊。兄弟，你说呢？”女警察这一急眼，洪涛还没说话呢，前排的那个小偷就忍不住了，好嘛，真要去派出所啊，咱和那个地方犯相啊。
“得，算我对不住您了，您看三百块钱够不？我一个月就挣四百多，今天刚月初，您多少给我留点饭钱呗。”洪涛并不想和这个小偷纠缠下去，本来就是为了出口气，没想到事情有闹大的可能，现在赶紧就坡下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