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烺继续说道：“其实除了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就是战略上的原因，无论秦汉还是隋唐，王朝之都城对待都城之外，以防备为主，稍有不慎，地方势力过大就会威胁都城安全导致王朝更替。
秦以关中攻六国，得六国之土防六国之民自然不会把都城建立在六国土地上。
汉以分封治天下，都城为皇帝之居所，加上当初刘邦是从关东诸侯手里抢得政权，自然要选地形险要之地固守，以备敌袭。
隋唐也是如此，其对关东多有防备。
有人说是因为中原的边患从西北逐渐往东北转移，所以才都城东迁。
其实王朝都城在西北，则边患就西北为重，汉之鲜卑，隋唐之高丽，岂不是都是东部边患？
到了宋朝，西夏难道就没有边患，即使到了本朝西北这些人部族也没有见多消停。
只不过因为边患距离京城远，则就是疥癣之患，距离京城近就是心腹之患。
从宋朝开始，吸取前朝之教训，强干弱枝重文抑武，战略上不在以山川之险要来防备地方，而是把重兵集中在京城附近防止藩镇做大。
这样的坏处就是军队集中在无用的地方，就显得战斗力不强，而真到生死存亡的时候，没有经过战斗洗礼的首都守备力量往往也不能用。
就像大宋明明对外战争的时候胜多败少，确反而给人一种，大宋军队很弱的感觉。
边境军队不足，导致大宋很难在战胜的时候，扩大战胜的优势，战败的时候又因为兵力不足不能及时查漏补缺。
成祖吸收了宋亡的经验，把国都定在京城，就是希望大明军事重镇和国都合一，方便扫平漠北。”
这个观点倒是勉强说得过去，崇祯一直知道朱慈烺比较擅长大战略的规划，所以能看到战略方面的原因不奇怪。
崇祯点头后继续问道：“那还有一个原因呢？”
朱慈烺笑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汉人的活动范围再扩大，汉人在不停的寻找耕地来源。秦汉之时，中原主要就是黄淮流域，往北是胡虏往南是夷狄。从长安看中原，不过左近。
五胡乱华南朝开发长江流域使得长江以南耕地得到开发。
到了隋唐之时，吴越之地已经完全开发，长安再看中原，犹如一隅而望全局。到了南宋江南继续开发，汉人已经到了百越之地。
但是百越山林纵横，烟瘴四起，再加上瘟疫霍乱等等侵袭使得汉人发现越往南的路越难走。
大明更是开发岭南，此时再看长安，犹如一角之地也。
大明定都京城而不选择长安正是因为东北有新的良田可供开发，虽然气候寒冷，但是自野猪皮暴乱之前，大明对东北的开发从未停止。
往东逐渐开发，往西确在不断收缩，因为西面不适合种植粮食，汉人是农耕民族，如果说草原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话，那么汉人农耕民族就是逐耕地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