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很关键，”我说，“所以要是这次联系不上，作为我，难免在工作上加以变通。”
对方沉吟片刻。我当然是在说谎。其实我不能够随便变通。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但对方不明白这点，明白就不好办了。
“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对方说，“要是写调查报告，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
“是中学同学对吧，”他叹口气说，“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当然，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
“那是的。”我说。
“他很忙，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又不是小孩子，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
“那是那是。”
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没办法，才早上10点。
午前，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到停车场，我把“雄狮”停在“萨勃”和“奔驰”之间。可怜的老型“雄狮”，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说来好笑，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为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这样。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
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谁也没打电话来。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沙夫特的主题》，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那男的是谁？沙夫特！
之后，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厢情愿》，已经是第四次了，但还是不能不看。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走进电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画面上，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小部分。场景始终如一：周日的早上，随处可见的平和的晨光，窗口的百叶帘，女郎的裸背，背上游动的男人手指。墙上挂着科尔比詹的画，床头枕旁摆着威土忌酒瓶。玻璃杯两只，烟灰缸一个，七星烟一盒。房间里有组合音响，有花瓶，花瓶里插着雏菊样的花。地板上扔着脱下的衣服，还可以看到书架。镜头迅速一转，喜喜！我不由闭起眼睛，旋即睁开：五反田正抱着喜喜，轻轻地、温柔地。“岂有此理。”——我心中暗想，不料竟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旁边大约同我隔四个座位的一个年轻男人朝我递来一瞥。主人公女孩儿出场了。她梳着一束马尾辫，身穿快艇用的带防风帽的上衣和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红色阿迪达思运动鞋，手里提着蛋糕或甜饼样的东西。她跨进房间，又即刻逃走。五反田神色茫然。他从床上坐起，用凝视耀眼金光般的眼神死死盯着女孩儿走后留下的空间。喜喜则把手搭在他肩上，神色忧郁地说：
“你这是怎么了？”
我走出电影院，在涩谷街头踯躅不已。
由于已进入春假，街上触目皆是中学生。他们看电影，在麦当劳吃一些先天性低营养食品，在《大力神》、《热狗报》和《橄榄》等推荐的商店里购买毫无用处的杂货，把零花钱扔在娱乐中心里。这一带的店铺全都播放震耳欲聋的音乐：达列尔-霍尔和奥兹的唱片、弹子房进行曲、右翼宣传车的军歌等等。所有的声响浑融一片，组合成混沌般的喧嚣世界。涩谷站前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
我边走边回想五反田在喜喜背上那修长而匀称的十只手指。步行到原宿之后，我穿过千驮谷走到神宫球场，又从青山大街走到墓地下。到得根津美术馆，从《费加罗报》前面通过后，再次走到纪国屋，最后经仁丹大厦返回涩谷。距离相当不短，到涩谷已是薄暮时分。站在坡上望去，只见各色霓虹灯开始闪烁的街道上，身裹黑乎乎风衣的面无表情的公司职员，犹如溯流而上的冷冰冰的鲑鱼群，以同样的速度游动不息。
回到房间，发现记录电话的红灯亮着。我打开灯，脱去风衣，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喝了一口，然后在床边坐下，按动电话上的声音再生键。于是磁带卷回，送出五反田的声音：
“噢，好久没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