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全球自然灾害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降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最低的时候在七亿左右。随后十多年，人口逐渐恢复正增长，并且在大战爆发前五年，迎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生育高峰。
除了鼓励生育，中国还在其他社会福利上进行了全面改革。
教育制度上，除了全国性质的十二年义务教育之外，部分较为富裕的地区还出台了更加详细的教育政策。比如在上海与广东，十二年义务教育分成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与国家基本义务教育一样，第三阶段则分成了两种形式，一是三年的劳动技能培训，二是三年的素质培训。前者，主要面向社会工作岗位，由政府与用人企业协商，确保接受了劳动技能培训的学生能在出身社会之后找到工作，就业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后者，主要面向高级教育，即在结束三年的素质学习之后，学生将向大学提交入学申请、参与大学的入学录取考试。
最初的时候，参加素质培训的学生非常多，毕竟传统教育观念摆在那。
只是到二零五零年前后，社会风气发生了转变，主要就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反而不如掌握了劳动技能的中学毕业生，而且大学毕业生在工作的前十年的收入，比中学毕业生低了百分之二十，随后十年与中学毕业生持平，要到二十年之后，才超过了中学毕业生，而在二十年之后，大部分掌握了一技之长的中学毕业生已经是所从事的工作中的骨干了，收入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再说了，谁愿意在四十岁之后才发迹？
结果就是，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的天平开始倾斜。虽然在大战爆发前，两者还没有达到平衡状态，但是只要发展下去，素质教育与技能教育就能达到平衡状态，从而避免出现教育资源浪费的现象。
要知道，大部分社会工作岗位，实际上都不需要大学生，技能娴熟的中学生就足够了。
在医疗方面，虽然中国在大战前还没有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但是在大战期间，该制度已经得到落实，常见疾病都在免费医疗保障的范围之内，而且凭公民身份证号码来获得对应的医疗保障服务。
有趣的是，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的时候，中国的税收比例并不高。
大战爆发前一年，中国的税收比例为百分之三十七，而且包括了地方税收，比社会福利相当的北欧国家低了大约二十个百分点，比法国、德国等高福利国家低了十五个百分点，比美国都低了五个百分点。
当然，西方国家觉得中国的税收比例有很大的水分，实际应该在百分之四十五到百分之五十五之间。
事实上，就算按照百分之五十五计算，也低于北欧国家。
导致中国在实现高福利的同时，保持低税收的主要原因，就是以聚变核能带代表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从而降低了社会福利的总体成本，使政府在维持较低税收的时候，能够实现高福利。
当然，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即中国实际上是在用整个地区经济体来供养几亿国民。
要知道，与美国为主的地方经济体相比，以中国为主的地方经济体中，其他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低了许多。战前，只有中国算得上是真正的发达国家，像发展较好的巴基斯坦、朝鲜与马来西亚等国，只算得上是准发达国家，而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都还不是发达国家。在以美国为首的地区经济体中，除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与英国都是发达国家，墨西哥、巴西与南非是准发达国家，即便是发展中国家，总体水平也比较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在战前的基本社会体制，可以说是中国取胜的基础。
要知道，在富裕起来的时候，几乎所有中国人都认为，正是通过过去近四十年的对外扩张，打下了国家强大的基础，让公民富裕了起来，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并没有感到满足，或者说都知道，只有武装起来，才能捍卫幸福的生活，也才能获得更加幸福的未来。
结果技术，在战争爆发后，中国公民的积极性最高，远远超过美国。
这种积极性，在战争中转化成了强大的战争实力。(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