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大臣，需要经常在天津处理洋务和外交事宜，因此常驻天津，在三岔河口附近的三口通商衙门办公。
因为洋务繁忙，清廷制定了直隶总督在保定、天津两地办公的制度，直隶总督大部分时间在天津办公，冬天封冻后才回保定。
就这样，直隶总督的总督府仍在保定，到天津的办公场所被称为总督行台。
到袁世凯时候，他身上的职衔太多了，天津、保定、北京都有他的办公衙门，1905年10月初，老袁来到天津的总督行台衙门，倒不是办公，而是为了避嫌疑。
他离京几天后，英国公使萨道义、法国公使谢尔利，便分别代表自己国家政府，向大清外务大臣、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表达了他们对中国事务的关切。
他们希望满清政府能够考虑中国人民的呼声，做出顺应时代发展的举措，结束封建专制，将权力交给袁世凯，以期建立民主之中华。
两国政府做这样表态的时候，作为大清的‘忠臣’，袁世凯留在京师，就不妥当了，他必须当作不知道此事，不然，岂非要马上进宫谢罪？
所以，提前几天来到了天津。
局势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忠义军占据山海关，就是为了进攻京师，一旦东北的内政理顺完毕，忠义军就会动手。
而双方第一次谈判的情况并不乐观，忠义军要求军权，即北洋军也要交给林重指挥，以此为条件，支持袁世凯担任总统。
这对于北洋来说，是绝不可能接受的，没有军队的总统，焉能坐的安稳？
既然这样，双方早晚兵戎相见，现在，袁世凯有五镇军队，其中第二镇是新建的，虽然枪械到位，但刚刚开始训练，战斗力肯定还不行。
战车即将生产，也还没有，而忠义军悍匪却兵强马壮，真要动起手来，北洋军不一定是对手。
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势均力敌，袁世凯也不希望用自己的部队去拼，真要拼尽了实力，赢了也是输了。
既然如此，他就需要湖广、安徽等地的新军北上，来阻挡忠义军，而这就需要权力，所以才有了英法公使逼宫朝廷的事情发生。
对任何一个头脑清晰的人来说，局势都是明朗的，英法支持的北洋军，与得到美德支持的忠义军有一场战争，胜利者将主宰这个国家。
至于清廷，已经没有任何实力左右局势、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即将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要洋人不力挺他们，只要袁世凯背叛，他们就一无所有，事情就是这样。
如果按照英国公使萨道义的看法，袁世凯只需要一场兵变，就可以掌握政权，因为兵变后，英法等国会迅速承认他的政府的合法性，为他背书，南方各省势必也会支持他。
但袁世凯虽然很想上台，却不肯做大清的奸臣贼子，不想背上噬主的名声，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所以，躲到了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