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不但女生怕她，男生也极怕她，胆子小的直到毕业都未敢走进女中部大门。我至今仍有一段未解之谜，像她那样冷峻的女子（我们背后称她为狮身人面像），女中第一班毕业、留学德国的可怕人物，怎么会在四十多岁去嫁人（名学者李书华续弦）？多年后。我四十多岁去纽约看她，她开门，我刚说:“您还记得我吗？”她就流下泪来，说:“哎呀，我怎么不记得你们这班淘气包呢?”那些年，她在雾中一开口，大家立刻忘记昨夜的梦，她的声音像小钢炮，用天津话说我们“野得没有救了”，怎么会用这么温暖的“淘气包”形象记忆我们呢?
更丰富有趣的宿舍生活是在有气无力的熄灯号之后。睡眠不一定随黑暗而至，没有大月亮的晚上，确知不会跑警报，就是那十八张木板床上的人谈心的唯一时间。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当然憧憬爱情，课内课外的书，字里行间都找得到爱情的暗示（那时很少“明示”），诗词歌赋全是伤春悲秋的情境。但是在那时的中学环境，不允许“谈”爱情，更没有人敢承认有钟情的人，若是敢承认恋爱，大约只有开除了罢。
宿舍生活最大的困扰是臭虫。南开中学校舍里臭虫闹得很厉害。我们回家时，行李都不准进屋子，得先放在院子里晒，再把被子拆去洗，若有臭虫就丢掉，有时连书里面也都是臭虫。张忠谋先生的自传也写到南开中学的臭虫，提到他们向校方抗议的情况。
为了对付臭虫，每隔几个礼拜，我们三、四个女生就抬着自己的木床床板去男生宿舍旁的蒸汽室，熏床板上的臭虫，多少会把虫子熏挥一些。后来发现没用，因为臭虫已经多到进了地板、天花板，总不能把屋子拆去烫。晚上，宿舍在考试前会晚一两个钟头熄灯，我们挑灯夜战，就会看到那盏没灯罩、直接由电线接上的灯泡上，一串一串臭虫沿着电线爬下来的恐怖情景，就连地板上也有数不清的臭虫从脚旁爬过来。
我们只能一面被虫子爬得痒抓个不停，一面睡，没有一个人不终生难忘的。臭虫是无可奈何的，学校也解决不了，因为那时没有办法消毒。抗战时没有“ddf”，若有，就是神奇得不得了的东西。直到我们毕业离开，才脱离臭虫的威胁。至于蚊子、苍蝇，更不用提了。即使如此，南开已经算是很讲究的学校了，餐厅里还有纱罩。只是再怎么讲究，也挡不住困难环境里的卫生难题。回想我们的少年时期，没有一个人不是被臭虫咬大的。真是不容易。唉，那和日本飞机一样可恶的臭虫，也几乎是铺天盖地似的缠住了我们。是另一场噩梦，我若开始写牠们，只怕停不了笔。那些年全靠年轻的血肉之躯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