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年的教书生活，突然进入一个政府机构作公务员，好像从一个安然自适的梦土遭到流放。即使在那个不把“生涯规画”挂在嘴上的年代，也是大大的断裂。现实考虑之外，内心只有一个确切的安慰:我真的可以将台湾文学用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了。一直盼望有高人着手，如今竟意外地轮到自己接受挑战，也评比创办中兴外文系更加艰难。
初到台北舟山路国立编译馆上班的日子，我变得非常脆弱，坐在挂着“人文社会组主任室”办公室里，有时会有中兴大学的人来，他们拜访曾经担任中兴大学教务长的王天民馆长，也会过来看看我，我毕竟也在那儿十三年啊!即使是当年不熟识的人走进来，我都会热泪盈眶，总是要很努力才能不让别人看到我的眼泪。想念台中纯朴的街巷，宽广校园中友善的师生，宿舍前面延绵到山边的稻田，风过时，稻浪如海涛般起伏……
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是稳下心来，开始了解新工作。
第一件事是拟定英译计划，首先要找到合作的人。幸运的是邀请到名诗人兼中英译者余光中、师大教授吴奚真、政大教授何欣、台大外文系教授李达三（johnj．deeney），合组五人编译小组。吴、何二位在重庆时代是《时与潮》的主力编辑，李达三在美籍教授中最早研究比较文学，对中国文学亦有深入研究，在台大教英国文学史。他们都对这套英译选集计划很有兴趣，非常乐意合作出力。
自一九七三年二月起，我们五人每星期二下午聚会。先定了诗、散文、三个领域，然后选文、选译者。漫长的审稿讨论，无数的评读，直到定稿，将近两年时间。每一篇每一字斟酌推敲而后决定。在无数个午后认真和谐的讨论中，终于完成一千多页《中国现代文学选集》（ananthologyofcontemrporychineseliterature）初版的定稿，一九七五年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发行。对欧洲及美国的汉学家而言，这是第一套比校完整充实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英译本。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在大陆政治文化的铁幕之外，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
作品的年代横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间，选录台湾出版的现代诗、散文和短篇，约七十万字。我在《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前言》对这二十五年的文学概况作了说明：
台湾自光复以来，由于中华民族的聪慧勤奋，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睽注视之下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个创深痛巨的世界，种种兴衰浮沉的激荡都深深影响了台湾一千多万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的割舍、怀念、挫折、奋斗和成就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题材，使它能不断地拓展领域，加深内涵，后世治中国史的人会作公平的判断。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们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我认为，促进文学创作在台湾蓬勃发展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由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冲击，作家们的视野更广，笔触更深，文学理想与现实人生有了更理性的平衡。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报纸副刊与文学性杂志的竞争。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需要不仅量大，质的水平也日益提高，三十年来累积的成果自是可观。除了政府行之有年的各种奖励外，八年来《联合报》与《中国时报》文学奖和吴三连奖相继设立，应征踊跃，评审公开，均已建立权威性，甚至对写作方面都有长远的影响。民国六十年以后，在外交的逆境中，台湾靠自己奋斗创出了经济的奇迹，得以在国际扬眉吐气。可是在国际文坛上，我们却几乎是暗哑无声!有些人讥嘲台湾是文化沙漠，而我们竟无以自辩!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坛除了抗议文学和备受攻击的朦胧诗外，可说是寒蝉世界;而台湾的文学创作，由于题材和内容形式的多样性，却有自然的成长，无论是写实或纯艺术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挂帅的虞实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