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