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不久，他就千里迢迢地由重庆回到乐山，专程看我。那实在是令我很有光彩，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动在那小小的县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他每天下午必然到老姚门房报到，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权威口音，向三楼大喊一声，“齐邦媛先生有人会!”老姚“喊”所有二年级以上的女生为“先生”，他说女生上了大学就得有个样子，但是在宿舍里面他很少这么称呼，大约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
我到了三年级才第一次跟男生单独坐在江边的木排上。乐山是岷江口的木材集散地，山里的林木扎成木筏形式，推成一排排的，等水涨了由岷江顺波而下到长江大港城市去。黄昏后是同学们喜欢攀上去坐着，唱歌说话的、有情调的地方。不久，双十节，他突然又来。
黄君如此热切表示爱慕，却在最糟的时候来……。
自六月以来，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日都是一种亵渎。正如柯立芝《沮丧:一首颂歌）所言的悲痛：
没有剧痛的哀伤，是空虚幽暗而沉闷的，这种窒息，呆滞，又不具激动的哀伤，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不管在言词，叹息甚或是眼泪中……
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女孩子，在我那个年纪和见识，都会被一个风度翩翩，为你谱曲作歌，为看你溯江三日或是跑五百里旱路的人感动乃至倾心吧。但也许凡事早由天定，当黄君为《天长地久》配乐的时候，在快乐幸福的场面误奏了悲伤曲子，即是一个预兆吧。我们注定无缘。
在乐山的最后一年，至少上学期，大家还认真地上课。武大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以外文系为例，朱老师不仅自己教英诗、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担任系主任时规画的课程也够强，使前六年的毕业生出了社会进可攻退可守。可惜到了下学期，很多老师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开始赶课，提前走了，而那时也开始许多大大小小以游行方式出现的学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