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卧，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
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
我当年胳臂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骏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梗，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励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播迁的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的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