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充满反讽，今日思之，确实有许多令人啼笑皆非之时。我开始谈文论艺是在晴天和月夜逃警报的时候。初中时期思想单纯，常在疏散四郊时讲一讲课本上的难题相同学间的小喜小悲。虽然害怕，有时觉得不上课（尤其早上的数学课）出去跑跑也很有趣。但是。跑掉的课都会在昏昏欲睡的晚自习时补上。高一那年轰炸得最厉害，伤亡惨重。《时与潮》社在政府号召下，也在山坡下修了一个较坚固的防空洞，里面置一张小书桌和许多木凳，可以容纳二十人左右。装了电灯，备有水与干粮，让编辑部可以一面躲警报一面赶稿子。父母亲也叫我空袭时立刻由小径穿过稻田回去躲警报，学校亦鼓励高中的带初中三、五人到安全地方躲避。我常带爸爸好友洪兰友伯伯的女儿洪蝉和洪娟回去，解除警报后顺便回家吃一顿饱饭再回学校。防空洞外，死亡的威胁不曾停歇，但在活着的分分秒秒里，听大人们谈论时局、分析时事，对我都是宝贵的启发。那时，轰炸的声音在耳内回响，但防空洞内所读书籍的内容也在心里激荡。回校路上，常是我讲述书中故事的时候，这大概是那个年代舒抚恐惧的唯一方式吧。
我有幸（或不幸）生在革命者家庭，童年起耳闻、目见、身历种种历史上悲壮场景，许多画面烙印心中，后半世所有的平静及幸福岁月的经验，都无法将它们自心中抹去：这当中，最深刻、持久的是自十三岁到二十岁，在我全部成长的岁月里，日本人的穷追猛炸。每一天太阳照样升起，但阳光下，存活是多么奢侈的事。
回忆六十年前种种暗夜恐惧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重读抗战历史，即使是最简单、一日数行的《民国大事日志》（一九八九年，台北，《传记文学》），翻到
一九四0年八月，除国际要闻、前线战报外，记载着：
九日：日机六十三架空袭重庆。
十一日：日机九十架空袭重庆，被我击落五架。
十九日：日机一百九十余架狂炸重庆市区。
二十日：日机一百七十架又狂炸重庆，市区大火，民众损失惨重。
二十，一日：日机八十余架空袭重庆。
九月十，一日：日机四十四架袭重庆，被我击落六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