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那几步台阶走下来，穿过如今已不存在的舟山路，进入台大旧墙内的校园，穿过校警室、福利社，从行政大楼和农化馆间的小径出来，立刻面对文学院的红楼。横切过种满了杜鹃花树的椰林大道和纪念傅斯年校长的传钟，即可从气势宽阔的门廊进入回廊。对于我，似乎有一种“仪式”的意义。这敞朗、陈旧的回廊，以大半圆的弧形，稳坐在台北帝大（创立于昭和三年，一九二八年）初建的校园中心，两端开着小小的门，中间包着一个小小的院子，和我三十年前初见时完全没有改变。在台湾漫长的夏天，隐约可以感觉到流动着一种whisperingcoolness（我无法中译这种感觉），安顿我的身心。我的教书生涯由此开始，也将在此结束吧。
很难与记忆妥协的是，外文系的办公室已经搬到楼下，现在是个热闹的地方了。进了院门楼下右转一排大屋子，只有这一间的门经常开着。迎面是一座木柜，上面放着一把当年标准办公室用的大铝茶壶，没有力气从木柜上提下那把茶壶的时候，你就该退休了。茶叶装在白色小麻袋里，由总务处分发给各系办公室。我至今记得咖啡般的茶色与苦涩的茶味，两节课之间实在太渴，也常得去喝一大杯，茶几乎永远是冷的。木柜有数十个格子，当作教师的信箱，后面桌椅相连。坐着五位助教和一位事务员，川流不息的人和事。一直到我退休，外文系没有一间真正的教员休息室。上课前后的“交谊”似乎都在回廊“举行”。我至今记得，有时从二十四教室出来等下一节课钟响，相当疲劳地靠窗台站着，会看到走廊那一端出现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友，免不了有“惊呼热中肠”的场面，然后匆匆忙忙在粗糙的木窗台上写下电话号码，各自奔往教室。
那时外文系编制已近八十人。还有许多位兼任老师。第一批开课的老师如英千里、王国华、黄琼坎、苏维熊、李本题、夏济安、黎烈文、周学普、曹钦源、曾约农等都已离开。一九七0年以后的台大外文系，有人戏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在那陈旧斑驳但敞亮可爱的回廊，来来去去的学生有许多是联考第一志愿分发来的，心理上也许有置身雕栏玉砌之感。而课程确实有很“现代化”的大改变。最大的推动者，恰好一位姓朱，一位姓颜。朱立民和颜元叔先生在一九六0年代后期由美国拿到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在台大校园被称为“稀有贵重金属”;不久另一位文学博士胡耀恒先生也回到台大，以最新方式讲授西洋戏剧，带领学生以比较文学方法关怀中国戏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