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我与王蒙在国际性的会议又相遇五次，也曾有些议题之外的谈话，虽然大陆文坛和土地一样广大，但王蒙在大陆文坛确实有相当地位和代表性。他不仅有天生才华，还有一种沉得住气的观察力和应变智慧，所以他才得以在翻天动地的年月活下来吧!
我第二次遇见他是一九八五年在柏林，能与他谈话，则是多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两次同任“世界华文青年作家文学奖”组评审。一九九三年底《联合报》主办，由王德威、郑树森和我策画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我们邀他来台湾参加，他带来二十位大陆作家首次在台湾见面，国外请来六十多位，台湾有一百余人，盛况空前，会里会外真正有些诚恳的交谈。会议论文由王德威和我主编，先出版《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后译成英文chinsesliteratureinthesecondhalfofamoderncentury：acriticalsurvey。全书十五篇论文讨论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趋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夏志清《中国现代更》第三版;再争取这本论文集，就是希望它与《中国现代史》同时印行，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完整的评论。
王蒙在台北邀请台湾作家下次到大陆去开会。一九九五年，中国作家协会和《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合办，由我邀集了十四位台湾作家前往山东威海参加王蒙主持的“人与大自然”研讨会。那也是个空前的大聚会，台湾与会者有刘克襄、胡台丽、王文进、李丰研、陈信元、林明德、瓦历斯诺干、金恒镳、杨南郡，都是台湾书写自然的作家，他们写的论文扎实，论述“人与自然”称得上国际水平，我感到很骄傲。
大陆作家大约有五十多位，许多是我已读过作品的。在北京转机去烟台的时候，王蒙介绍一些重要作家，我看到相当钦佩的张贤亮，禁不住像个台湾歌迷似地说：“啊!你的《绿化树》好令我感动……”我记得在旁几位大陆作家略带诧异的笑容。后来才渐渐明白，两岸作家对反映文革痛苦的作品，如对《绿化树》的看法并不相同。即使是台湾人人知道的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他们评估也不会如此之高。凡事稍涉政治观点，人与人之间立刻保持相当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