僵化的科举，实际上变成了慢性毒药，毒害的是整个官僚机构，损坏的是国家的未来。
“偏重人文伦理，轻视其他学科，搞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朝廷要修改历法，居然要寻求西洋传教士的协助，这算什么？”
“中原先发明的火药，先投入实战的火器，搞到后面，还得靠从西夷沉船打捞的红夷大炮助阵，脸红不？”
“三宝太监下西洋，宝船船队是何等的威武雄壮，南洋诸国低眉顺眼，结果呢？到后来南洋全给西夷占了去，家门口的台湾也给人占了，这不是败家么？”
宇文温的话，回响在杨济耳边，他放下《考试大纲》，看向舷窗外。
科举的问题，他和宇文温有过多次讨论，
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选出来的人才不合用，问题不是在于考试选拔这个制度不好，而是考试内容僵化，然后选拔出来的人才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培养，所以随着时间流逝，科举变味了。
变味的科举，选拔出来的所谓人才，全都是为了当官而读书的人，这样的人是官迷，为了向上爬不惜结党营私，然后党同伐异，对于国家没有任何好处。
所以，科举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僵化的考试内容，出在“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才是好男儿”，出在八股文。
出在朝廷的用人需求：上边需要选拔怎样的人才，学子就会变成那样的人才。
朝廷只考四书五经，认为“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么选拔出来的人才，就只会四书五经，必然导致其他杂学式微，必然出现文贵武贱。
科举存在的弊病，杨济和宇文温议论得很清楚，那么，明德年间诞生的新科举，会是怎样的人才选拔制度呢？
杨济很想知道效果如何，天子任命他为学政观察使到河南监考，正是有这一用意在里面。
需求决定“供应”，朝廷需要什么样的官员，就决定了选拔制度选上来的人有什么样的才能。
四书五经成书的年代，可没有蒸汽抽水机、蒸汽起重机、火轮船，没有流通券、有轨马车、大型矿场和工场，没有各种贸易公司，没有各种轮船招商局。
国家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新式技术、新式设备以及新兴产业，执政者想仅靠着四书五经治天下，根本就不现实。
一个只会“之乎者也”、掉书袋的官员，面对各类新式技术、设备及新兴产业，只会如愚夫般不知所措。
朝廷需要“新式官员”，所以新的科举制度，必须选拔出“新式人才”。
那些经学传家的世家子弟，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面对蒸汽机、火轮船以及各种变革，其原本具备的学问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和寒门子弟一样，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对此，杨济颇为期待，想要看看全新的学政、全新的科举制度，最后会为朝廷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