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唐诗品汇》中已初步体现了格调说的思想。
《明史·文苑传》说高棅的《唐诗品汇》“终明之世，馆阁宗之”，也许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它对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无疑是产生过较大影响的。
另一个人是李东阳。
李东阳以台阁重臣的身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在当时的文坛具有很高的声望。
在文学思想上，他推宗严羽，崇唐抑宋，提倡格调。他对唐宋之诗的不同之处从理论上作了比较：“唐人不言诗法，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其高者失之捕风捉影，而卑者坐于粘皮带骨，至于姜西诗派极矣。”
他推崇唐诗“天真兴趣”、“意象超脱”，而不在字句“对偶雕琢之工”，其论和严羽的思想是一致的。
李东阳论诗重在音律声调，认为诗之“有异于文者，以其有声律讽咏，能使人反复讽咏以畅达情思，感发志气”，并以此作为格调高下的标准。
他提出诗学汉唐的主张，但不赞成机械地模仿，他说：“诗贵不经人道语。”要求诗歌“圆活生动”，反对拘泥于死法。
永乐以来，台阁体的盛行，给诗歌创作带来了不良的风气，其相对单一的内容及其刻板的形式很大程度上扼制了文学艺术的活力，造成了文学萎靡不振的局面，清人沈德潜、周准所编的《明别诗裁集》中曾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
在这种情况下，李东阳的崛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台阁体文学发动了一次冲击。所谓“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
他的许多文学主张，都是从文学本身的立场出发去探讨诗歌的艺术审美特征，“前七子”在诗歌师古问题上就吸取了他“轶宋窥唐”的主张。
李东阳生活的时代，处于台阁体的衰落期。但是他为朝官五十年，入内阁十八年，长期的台阁生涯，对其文学创作有着一定的影响，使他的有些作品还保留着台阁体的特征。
然而，尽管这一类的题材、风格在李东阳的作品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却不完全代表他的创作全貌。
因而，文学复古的这面大旗，只能交由前七子、后七子去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