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祖至景帝，是汉代文学的初创期。多种文体基本上沿袭战果文学的余绪，同时又有新的因素萌生，出现了像《七发》那样为汉赋体至垫定基础的作品。汉初正论受战果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大多气势磅礴，感情激切。楚声诗歌广为传播，并且用于宫廷记祀，成为庙堂之曲。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是贾谊和枚乘，他们的辞赋和正论都有较高的成就。
从武帝至宣帝，是两汉文学的全盛期。代表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新体赋在此期间定型、成熟，出现了以司马相如为首的一大批辞赋作家。史传文学也发展到高峰，不朽的传记文学名着《史记》由司马迁撰写完毕。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逐渐定于一尊。因此，正论散文也由越世高谈转为本经立义，在风格上向深，广，宏，富，醇厚典重方面发展。乐府的强化，使大量民歌被采集、记录下来，宫廷文人也竞相创作乐府诗。
从元帝到东汉和帝，是两汉文学的中兴期。辞赋创作掀起第二次高chao，相继涌现出扬雄、班固等着名的辞赋作家。班固的《汉书》在此期间问世，成为继《史记》之后又一部重要的传记文学作品。由于经学的日益深入人心，文坛的模拟风气日趋严重。王充的《论衡》却以其“疾虚妄”的批盼精神，和当时陈陈相因的不良倾向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安帝到灵帝是汉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也是汉代文学的转变期。张衡集中体现了汉代文学的历史转变，从他开始，抒情短赋陆续出现，京笃大赋也发展到顶点。赵壹、蔡邕、祢衡等人的辞赋更加贴近现实，批盼精神很强。
五言古诗也进入成熟阶段。
东汉文人诗有四言的旧形式，也出现了五言的新形式。由于秦汉以来社会和语言的发展，西汉泯谣即有整齐的五言形式。东汉乐府民歌中保存了更多的五言形式。东汉文人的五言诗是在乐府民歌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作家在诗文中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创造了“怨而不怒”的含蓄的风格，成为所谓“温柔敦厚”一派诗风的源头之一，诗文的日趋整饬华美，预示着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