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劳力每天的工分分为八分、七分、六分、五分和四分五个等级。
由于糜维诚刚刚回乡的时候，干了许多影响大、别人干不了、乡亲们普遍受益的事情，全体社员几乎毫无疑义的给他评了最高等级。
自从父亲被批斗之后，有人站出来提意见，说是一个很少下地干活的人不能定十分的等级，这让知道糜维诚整天在干什么的公社和大队的干部非常为难。
糜维诚不想让自己的事成为别人批斗父亲的又一个借口，他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工分降为第三级每天八分。
最后经过反覆商量，在公社的干预下，生产队把糜维诚的公分定为二级每天九分。
最清楚糜维诚工作量和工作难度的大队会计的夫人定的是女工一级，即每天八分。
她本人因为识文断字还兼着生产队的计分员，她知道秦桃花的学识和为人，决定把记分员的工作交给她来做，这样就可以把她的工分由原来的三级六分调到一级八分，还能让她尽量减少把小女儿捆在背上的时间。
这样一来，糜家的劳力工分实际上还调高了一分，对于已经有三个孩子的糜家至少在分口粮时会有一定的帮助。
对糜传家的批斗因为马伯略的死亡而突然发生了质的变化。
马伯略从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小省调任一个工业和科技基础实力在全国排名前三的大省当省长时，并没有带上从入伍就跟着他的周天风。
而正是这个周天风成了那些给马伯略写大字报、整他黑材料的人的最积极的通风报信者。
当年，周天风因为念过几年书和入伍时自己悄悄改名给人的大胆印象，入伍后展现出的紧张泼辣的作风和相对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很快就进入了马伯略副司令办公室。
其实，当年周天风的堂姑周彩娥和洪流结婚后，她担心人家两口子联手的力量盖过自己的风头而想方设法排挤他们的小动作，马副司令是担心过周天风的人品和修养的，只是当时正值用人之时，她的某些能力，部分掩盖了她的缺点，马伯略用宽厚和仁爱包容了她，一直带着她。
现在，周天风的职级也已经是正处级了，不可能总是带着她，她急于解决的副厅待遇也迟迟没有着落。
这让周天风对马伯略由不满渐渐心生恨意。特别是反右扩大化时，周天风以为马伯略这个「二臣」一定会被打成右派的，就以「知情人」自居，成为揭发马伯略的急先锋。
出乎她意料的是，马省长不仅没有被打成右派，反而调任更大、更重要的省去任省长了，她又上演了一幕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的戏码。
因为上级有规定，领导人职位变动不能带身边工作人员随任，马伯略是不可能带着周天风一起上任的。
政治风云波谲云诡，事情的发展又有了戏剧性的变化。当马伯略在解放战争中和解放初期的顶头上司被公开地、大规模地批斗时，马伯略的政治生命似乎也走到了尽头。
更具戏剧性的是，就在红卫兵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支「生力军」、「急先锋」的时候，就在打了鸡血似的红卫兵头目准备拿马省长「开刀」的时候，马伯略突发重疾，没几天时间就在北京的医院裏病逝了。
这让精心筹备了很久的红卫兵小将们很不甘心，他们决定对与马伯略有关的还活着的人下手。
跟马伯略有几十年交情的糜传家当然首当其冲。
周天风搜肠刮肚琢磨了很长时间，最后给红卫兵提供了马伯略和糜传家当年与土匪合作的情事和为筹措军费低买高卖等「投机倒把」的细节。
糜传家因为沾上了土匪，就变成了阶级敌人，因为投机倒把就成为资产阶级。
一下子，糜传家就由教育的对象变成了专政的对象，批斗「规格」的上升是必然的，身心的伤害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人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口口声声讲「革命」，其实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的红卫兵，糜老先生还是表现的太过天真了。
他以为，只要全面真实地把当时的情况说清楚讲明白，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他哪裏知道，那些靠着「断章取义」领会精神、寻找证据的「革命小将」，只会截取那些能佐证他们结论的证据来做文章。
一时间，糜传家土匪、恶霸、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越戴越高，越戴越具体了。
事情发生彻底的逆转是在当年盛夏。
一条东西横贯梁州的战备铁路正在最高层的关註下高强度地快速建设着。
要知道，虽然当时的铁路建设者被称为铁路工人，但其实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农民。
不管他们被派到哪裏去当铁路工人，他们的劳动报酬依然是靠原来的生产队记工分来体现的。
菊花岭的农民被派到了离家仅有三十余公裏的汉江下游的茶镇去筑路。
这些农民离开家三十公裏就变身成了铁路工人，心态上冲击是可想而知的，再加上革命小将们无知者无畏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