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强在国富，而国之贫富，则在天与人。”
“天下可耕之田每岁所增少，天下所养之人每岁所增多。”
“国家初立，必经危亡，此时天下人口大减，民少而田多。”
“此时一人耕种，可养三人五人，国家取其养一人之所获，以养官养军，民不苦其政而府库亦丰足。”
“经七八十载，民增三倍，而田增一倍，则此时一人耕种，只养二人三人。”
“非民不用命，实田不足也，国家再欲税赋养一人之所获，以养官军，则难，民必言其恶政，抗御而不从，则必增官、军以督其完税。”
“官、军既增，所取税赋既多，而所需税赋又多，故所征之税赋愈增，而国家愈贫，国家弱矣。”
“民苦赋税之重，必少生育，生子则弃之，生女则溺之，每岁民数之增遂少，渐近每岁垦地所增之田。”
“国家以此，虽愈贫愈弱，然终不至于亡国。”
陈伯宗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理论说了一遍，忽然一顿，道。
“莫卿，此所谓兴衰在人也。”
“罗马虽经大疫，民口减半，然若能息兵保境，减赋养民，则民少田多，十数岁后国必富。”
“国富，则能造强兵矣。”
“如我江南，侯景乱后，民口所遗不及旧岁三分之一，而国家强于梁时，即此理也。”
莫里斯若有所思。
但听陈伯宗又道。
“除兴衰在人之外，又有兴衰在天。”
“天者，气候之冷热干湿也。”
“天下气候，数百年一变化，时为冷热。”
“若我中土，前汉立国二百载，民口既多，天下可耕之田不足，而促遇天变，数十年中由热转凉，土地所出骤减，民不得糊口之粮，人皆思变，故有王莽乱政。”
“天下乱后，人丁大减，民少田多，故天候虽冷，亦不足为乱。”
“前汉时，匈奴为患中原，实赖天热，草原所出多，至后汉，气温骤降，草原所出既少，故匈奴亦弱，为汉所灭。”
“然兴衰在于天候、人口之变，后汉亦循此理，黄巾席卷，疾疫肆虐，及至魏蜀吴三足鼎峙，天下民口仅及十一。”
“此时中土各处皆民少田多，国家横强，故大国胜小国，三国归于北方，入于晋室。”
“晋室立国，天下民口不及两千万，若放田于民，使汉、蛮、胡、夷同耕之，本安可享百年太平。”
“然其重建宗藩而用庸碌为君，纵虐边民，乱不能禁，故失中原，因之有永嘉南渡、五胡乱华。”
言到此处，那得了陈伯宗吩咐的宦者忽然请入，奉上一本小册。
陈伯宗翻开那小册，抬眼看向莫里斯。
那册子上是他从史籍档案内抄出的，东晋以来关于天候的灾异。
靠这些就能大致推估出这么多年来温度的变化。
里面有些很有趣的东西。
宋文帝刘义隆的元嘉之治正好遇上了二十年的气温回升期。
而气温回升对北方的利好要明显大于南方。
同是粮食亩产增加五十斤，北方从一百五十到两百，是增长了三分之一，南方从三百到三百五，则只增长了六分之一。
若无老天眷顾，拓跋焘恐怕要化身平叛皇帝，四处救火，哪里还能饮马长江。
故而元嘉草草，实是天意。
而这回暖的天气从刘义隆死后几年（457年）就开始持续变冷了。
冷得草原上的柔然衰弱。
冷得立国大同的北魏迁都洛阳。
冷得留守阴山的六镇叛乱。
然后，
然后天气又忽然转暖，直到魏分东西，高欢、宇文泰初成对峙，才又再次变冷。
这次变冷的后果，是突厥崛起，一匡漠北；江南积怨，侯景一炬，就四面火起。
不过，天嘉年后（565年），温度便开始明显上升了。
如今的建康城外，已生出了些不耐霜冻的柑橘树，气度只怕已是高过了后世。
而多少了解些历史的陈伯宗知道，这一次，气温两百年内都不会再下降了。
原时空中，隋文帝便是吃了这一波的气温上升红利，方才能以泰山压顶之势灭亡南陈，一统天下。
而之后的唐朝，则是吃了隋炀帝减损天下人口四分之三的红利，方才有了超越正常百年限度的兴旺期。
传统帝国的兴衰，实际便只在这天人之际的变化而已。
念及此处，陈伯宗忽然掩了那册子，开口道。
“今日罗马情状虽类晋时，四面皆敌，然卿若能劝罗马王尽弃新得难守之地，与四邻媾和，养民修兵，尤可以保全疆土，以俟兴复。”
“否则，天将暖湿，波斯、阿瓦尔等必日益强盛，四方用兵，则罗马将弱矣。”
陈伯宗张了张口，还是没有把藏在心里的那句话说出来。
这次的气候变暖，还会在六十年后从阿拉伯半岛上释放出一个彻底击碎东罗马复兴之梦的阿拉伯帝国来。
若是罗马皇帝真能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守势，修兵养民，届时或许还有些许保全疆土的希望。
那场阿拉伯帝国刮起的绿色旋风，真是很难不叫人忌惮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