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绸是与杭锻、蜀锦并列的中华三大名绸之一，在这个年代作为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能作为贡品，质量自然上佳，以精细、华丽闻名，“络丝、练线、染色、抛梭为工颇细”。明、清时的小说，关于潞绸的记载极多，不仅皇亲国戚喜欢穿，民间无论富贵人家还是普通百姓，有钱也想置办几件，可谓“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生”，“士庶皆得为衣”，因而博得“潞绸遍宇内”之美称。
泽、潞一带战国时便置上党郡，以蚕桑养植闻名，丝织历史源远流长，在沁水县土沃乡台亭村有一棵三人抱不住的老桑树，据说已有两千余年。《隋书》云：“长平、上党、人多种农桑”；明洪武初，潞州六县有桑树八万株，弘治时，九万株有余；清顺治时仅襄垣一县便种桑四万株。“处处人家蚕事忙，盈盈秦女把新桑。黄金未遂秋卿意，骏马骄嘶官道旁”，这幅农桑图生动形象地反映出沁水流域种桑养蚕的盛况。明朝初年，沈王朱模在山西潞安府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输送潞绸，每年进贡五千至一万匹，更是将泽、潞一带的丝绸业带入巅峰。除作贡品外，彼时之潞绸还远销国内外。据记载，明朝初年，长治、高平一带丝绸织机有一万三千余台，按每台织机“岁可断百匹”计，产量在一百万匹以上，当地很多农户“专事机杼，不问耕耘”。因为潞绸兴起，山西潞商财富雄甲天下。《晋录》记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五杂俎》中描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栗，其富甚于新安”；甚至，大明朝遇到财政困窘，户部还经常向山西潞绸商告贷。“南淞江、北潞安、衣天下”，真的不是句空话！
可惜，那皆是过去之事矣！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至如今潞绸已然衰败。
嘉靖初年，朝廷将上党机户分为六班七十二号，每号为一个生产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厂），由数百上千户组成，机户名注官籍，承应官差织造，实质上是一种官办手工业。但是官办并没有给织户带来任何好处，科征繁重远超想象，“催绸有费，验绸有费，纳绸有费，所得此项，尽入狡役积书之股”，不少机户受此赔累，但因“名随机转，欲徒业而不能”。好在除官差外，尚可将所产潞绸作为商品向市场出售，以此弥补官差之损失。然而万历十四年至万历十八年，山西连续发生特大旱灾，潞安等地颗粒不收，灾民流离满潞，到二十一年仍是'村落成墟，极目蒿草，伤心丘陇”。贪婪的万历皇帝不但不减少潞绸进贡的数量，反而四次加派潞绸织造。万历三年坐派山西黄绸(潞绸)二千八百四十匹……十年坐派黄绸四千七百三十匹……十五年坐派黄绸二千四百三十匹……十八年坐派黄绸五千匹……”，一次比一次多。皇帝本人是这样欲壑难填，下面贪官污吏的勒索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朝廷之必需，遂群起而竞取之，采买接踵而至，机户应接不暇，加以差使勒索，烦费靡穷，至于竭民力而不止”。在这样的盘剥下，机户的血一滴一滴被吸干，织得越多，赔得越多，谁还能再干呢？机户大半逃亡，曾经的一万三千余台织机，至明末减为三千余张，顺治元年时仅三百余张。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大明亡了，大清入关。年轻的顺治皇帝既有抱负，也有眼光。他看到了恢复潞绸生产的好处，既可以满足皇宫日用，又可以得到大量赋税、解决财政困难。所以下旨重新收集一些名列匠籍的机户进行织造，拼凑了十三个绸号和一个丝行、一个牙行。然尔，顺治帝恢复绸号、丝行、牙行，并不是想让可怜的机户休养生息，而是想利用潞安、泽州地区的富饶，解决财政困难。此时的绸机仅三百有余，清廷却要机户“以三百机抵九千之役，以十三号力而支七十二号之行”，自顺治四年始，每岁派造三千疋。织造之令一下，机户惊慌，此时随着潞绸的没落，本地已无丝可买，须远走江浙买办湖丝，“南北奔驰，经年累月，饥不得食，劳不得息，地不能种，口不能糊”，荡产破家者不计其数。
泽潞机户的苦楚，顺治皇帝并非不知，他也曾想过在朝廷主导建厂的同时给予机户税收优惠，以此迅速恢复潞绸生产。可现阶段，战事不断，户部的仓库穷得可以跑老鼠，给机户减税之事，只能放在日后，等大清平定天下后再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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