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为《长恨歌》中的大部分情节都是在摹袭和附会《欢喜国王缘》变文这一蓝本的基础上形成的。
二、白居易早年曾与少女湘灵相恋，后虽忍痛分手，但在元和初创作《长恨歌》时对湘灵仍未忘怀，曾写下《寄湘灵》、《寒闺夜》、《生离别》、《潜别离》、《感情》等诗作，其《冬至夜怀湘灵》所谓“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正可视作《长恨歌》的先声，而《长恨歌》中对专一爱情的歌颂，实是白居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在创作《长恨歌》一诗时，白居易打破了他写讽喻诗时坚持的“其事核而实”、“不为文而作”的规则，在叙事过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浓烈的抒情贯穿于叙事的全过程，这也就造成了，《长恨歌》一诗的主题不明朗，后人众说纷纭：
一、爱情主题。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长恨歌》不过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宫词》有监戒规讽之意。”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或问《长恨歌》与《连昌宫词》孰胜，余曰：元之词微着其荒纵之迹，而卒章乃不忘箴讽。若白作止叙情语颠末，诵之虽柔情，欲，断，何益劝戒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一）
二、讽喻主题。
明代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八：“《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
清代贺贻孙《诗筏》卷下：“《长恨歌》诸作，讽刺深隐，意在言外。”
三、双重主题。
今人王运熙《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认为，“一方面对李、杨二人的生活荒因、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了很大的同情。”
孟繁树《〔长恨歌〕的主题及其形成》等也持此说。
四、“隐事”说。
今人俞平伯《〔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认为：《长恨歌》隐藏了一件皇家逸闻：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未死，易服潜桃，流落民间，大约当了女道士。玄宗晚年思念杨贵妃，不是死别之苦，而是生离之恨。
周煦良《〔长恨歌〕的痕在哪里？》同意俞平伯的见解。
除了上述四种说法外，还有“长恨说”等其他看法，学术界赞同双重主题说者较多。